当“罕见”被看见：国家级平台驱动神经罕见病原创成果落地生根

8月15日，天坛罕见神经疾病临床与转化大会在京举行。在“破局神经罕见病：从临床信号到神经修复新范式”分论坛上，渐冻症及神经修复技术转化联合实验室集中发布了近三年来围绕神经修复开展的机制研究、临床探索和转化研究成果。

其中，由北京天坛医院临床团队与产业研发团队协同推进的“同种异体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衍生蛋白复合物”受到关注。多位与会专家认为，这项进展的意义不止于一个候选药物。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在神经系统罕见病领域正在形成的一种全新转化模式：由国家级临床平台牵引、临床问题驱动、多学科协同、企业工程化承接——从临床最迫切的未满足需求出发，反向组织科研资源，最终形成可验证、可转化的原创药物。

以临床问题为起点的“有组织科研”

北京天坛医院作为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依托单位，在疾病队列、临床研究、多中心协同和转化体系上有着长期积累。依托这一国家级平台，渐冻症及神经修复技术转化联合实验室于近年成立，定位为“临床导向、转化驱动、产学研并重”。

北京天坛医院党委常委、常务副院长，渐冻症及神经修复技术转化联合实验室负责人王伊龙表示，神经系统疾病尤其是罕见神经病的突破，难以由单一学科独立完成。“临床医生最先感知到患者的未满足需求，也最清楚哪些变化对患者真正有意义;基础研究要阐释机制，工程和产业团队则需将实验室发现转化为稳定、可复制、可评价的产品。渐冻症及神经修复技术转化联合实验室由北京天坛医院与企业共同发起，其意义就在于把这些能力汇聚到同一条转化链上，让临床问题真正成为科研的起点。”

这种组织方式，改变了过去科研活动常见的路径——先在实验室做出发现，再去寻找对应的疾病场景。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反向的路径：临床提出问题，基础研究阐释机制，工程团队完成标准化和产业化，最终回到患者身上验证。形成一个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的完整闭环。

王伊龙提到，高质量临床转化需要疾病队列、临床样本、终点评价、统计设计、多中心协同、伦理与质量体系等系统能力。“国家级平台的优势在于能够统筹临床资源、专家体系与研究规范，使原创发现更快、更严谨地进入临床验证，同时让临床结果反向推动机制研究的深化。”

从“单靶点”到“多通路”：神经修复的新探索

ALT001的物质基础为同种异体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衍生蛋白复合物。与传统小分子、抗体或单一靶点药物不同，它不是围绕一个分子靶点进行单点干预，而是利用间充质干细胞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修复性蛋白网络，通过工艺进行提取、富集、组合和质量控制，形成可制剂化的复杂蛋白药物。这一研发路径的核心创新在于把细胞产生的复杂生物学作用进一步拆解、标准化和药物化，形成一种新的药物形态和新的临床转化路径。

王伊龙认为，这种将复杂生物学作用进行“药物化拆解”的思路，意味着神经修复领域正在探索一种新的研究方向。“传统药物往往围绕一个或少数靶点设计，而复杂神经系统疾病涉及炎症、代谢、线粒体、细胞应激和组织修复等多条通路。这个项目尝试把间充质干细胞所产生的复杂修复性蛋白信号，转化成不含活细胞、也不是外泌体的蛋白复合生物制品，并通过现代药学方式去做质量控制和临床验证。这本身就是一个新的研究范式。”

经过近三年持续研究，联合实验室将现有证据逐步归纳为六条主要机制轴：神经炎症与免疫稳态、氧化应激与代谢调节、线粒体能量稳态、溶酶体与蛋白稳态、轴突引导与神经血管单元，以及神经微环境与脑功能网络重构。这一机制框架覆盖组学分析、细胞实验、动物模型、患者研究及临床验证等多个层级，其核心是把“复杂”变成可解释、可验证、可复核的证据链。

王伊龙表示，现阶段最值得关注的不是某一个孤立数字，而是功能量表与客观神经损伤标志物出现方向一致的积极信号，并且不同阶段研究之间具有一定一致性。对ALS这样进展快、治疗选择有限的疾病，这种一致性值得通过更大样本、更长期研究继续验证。研究人员强调，这些结果属于早期临床信号，仍需通过更大样本、更长期随访进一步确认。

让罕见病研究照亮更广阔的医学天地

事实上，联合实验室的研究目标不止于ALS。目前，研究团队正在将ALS中获得的科学问题延伸至脑卒中、多系统萎缩、遗传性脑小血管病、阿尔茨海默病等方向，探索不同疾病是否共享可干预的炎症、代谢、线粒体、蛋白稳态和神经血管单元机制。

在2025年天坛罕见神经疾病临床与转化中心成立时，北京天坛医院即与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等7家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覆盖神经环路解码、细胞与基因创新技术、神经修复、小核酸药物等多个前沿方向。

王伊龙认为，罕见病研究具有超出“少数患者”的科学价值。“很多罕见神经疾病病因和表型相对集中，是认识神经退行、神经炎症、轴突损伤和修复机制的重要窗口。对ALS这类疾病的研究，不只是服务一个罕见病，也可能帮助我们理解更广泛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和脑损伤后的共同病理过程。”

下一阶段，联合实验室将继续围绕机制确认、临床探索、数字化评价和成果转化推进研究，重点回答哪些患者存在可干预的神经修复窗口、多机制之间如何形成协同、哪些生物标志物能够更早反映神经损伤和修复。

谈及中国原创神经系统疾病研究走向国际，王伊龙表示，国际化的关键不是简单复制国外路径，而是能否提出真正重要的临床问题、形成可重复的数据，并按照国际共同认可的科学和监管标准完成验证。“中国拥有大规模临床资源和越来越成熟的转化体系，有条件从‘参与国际研究’进一步走向‘提出新的研究问题和治疗路径’。”